全面禁食野生動物，從業者將何去何從？

專家：以整治污染企業為范本

政府引導從業者轉型、轉產

美國休斯頓大學副教授、動物法律與政策問題專家李堅強介紹，中國的野生動物養殖業主要由5個部分組成。最大的一部分是皮草產業，每年產值在3000多億人民幣。第二部分是食用，按照2018年的產值約為1494億人民幣。第三部分就是藥用，產值大概是50多億人民幣。最后還有觀賞和實驗使用的野生動物，產值較少。

這次全國人大的《決定》禁止的主要是食用部分。李堅強說，從2003年“非典”到現在“新型冠狀病毒”給人們造成一個印象就是食用野生動物會帶來疾病。事實上，食用野生動物不是主要的致病因素，而是捕捉、養殖、買賣過程中野生動物的大量聚集，容易造成病毒的交叉感染，給了病毒變異的機會。所以，這次《野生動物保護法》的修改建議增加了保護生態安全和公共衛生安全的目的，就是說保護野生動物一定要與國家的生物安全掛鉤。另一個是公共安全目的，就是說老百姓的健康利益是國家利益，一定是要高于商業利益。

“另外，國家花大力氣割除食用野生動物的陋習？”李堅強說，因為食用野生動物并不是國人飲食習慣中的主流，與大部分人的飲食結構是脫鉤的。食用成為極少數人炫富的手段，成為身份的象征。這次主要從禁食的角度做了制度安排，其他方面的野生動物利用暫時沒有作出禁止。但并不是說其他四項野生動物養殖就沒有問題。李堅強說，比如皮草業，目前國際上主流的聲音是反對皮草的。很多動物入藥，目前也有了替代品。

在李堅強看來，野生動物最重要的價值是生態價值。“比如老虎數量的下降可能會引發水土流失，很多人覺得不可能。因為在野外老虎數量下降，食草動物就會大量增加，就會對植被造成破壞”。

全面禁食野生動物，從業者何去何從？陳真亮表示，此次決定全面禁止食用國家重點保護的野生動物，會對當前的野生動物行業和產業造成一定沖擊和重新洗牌，要加強普法宣傳和防止在執行中的一刀切傾向，要避免違反法定程序和法律規定的全面取締。

而現實，各地關停、取締的節奏更快。2月26日，紅星新聞記者聯系了安徽、河南、云南多家野生動物養殖場。一家鄭州的鱷魚養殖企業經營者稱，本次新冠疫情開始后，當地政府就關停了養殖場。目前這名養殖者也在觀望未來政策走向。在云南玉溪，一家野生動物養殖場的負責人告訴記者，他們的養殖場以野生禽類養殖為主，去年為防止禽流感爆發，該養殖場已經被當地政府責令關停，加之近期野生動物政策，可能無法再經營。安徽埇橋馬戲團協會副會長張宏偉告訴紅星新聞記者，去年年底各地已經開始禁運野生動物，馬戲團在各地轉場時動物運輸遭到極大困難。

據新華社報道，2月27日，國家林草局要求全面清理規范野生動物人工繁育從業機構，徹底取締食用野生動物市場和交易。凡是從事以食用為目的野生動物人工繁育，須撤回并注銷所核發的許可證件或文書，并停止以食用為目的的出售、運輸野生動物等活動。

李堅強表示，根據研究野生動物養殖業從業者有600萬人，放在全國9億多勞動力里，他們的占比不到1%。中國龐大的經濟實力完全能夠他們的損失吸收掉。這些從業者轉型、轉產的過程中，政府應該承擔起責任。

陳真亮也表示，在全國人大常委會該決定的“兩個全面禁止”背景下，可能會給部分飼養動物的農戶帶來一些經濟損失，需要相關從業者積極支持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；也需要有關地方政府支持、指導、幫助受影響的合法養殖農戶調整、轉變生產經營活動，根據實際情況對依法退出給予相應的補償。

李堅強稱，以環保產業整治為例，國家在2006年和2010年在環境方面實行的整治，關掉了上千家污染企業，損失了1800億人民幣。現在來看1800億遠遠大于野生動物食用產業的1400多億產值。所以國家在整治污染企業方面采取過有效措施，可以作為整治野生動物產業的范本。政府怎樣幫污染企業的從業者轉型、轉產也可以用在整治野生動物產業上。

紅星新聞記者 趙倩 吳陽 高鑫